明代徐州监狱

　　10名北京大学的博士后成了新闻的热点人物。其缘由就是5月17日起，这10名北大博士后到北京市丰台区政府所属部门，开始为期一周的挂职锻炼。如果考核合格，他们当中部分人，可能留在这些职能部门副处级领导位置上，由科研人员转型为政府官员。
　　对如此事件，国内是争论纷起。一方认为政府工作本科生就足够，不需要博士后，博士后当官是人力的巨大浪费；另一方则认为，如果岗位与专业对口，正可学以致用，知行合一，“法无禁止，即可行之”，况学者从政，早有先例，如蔡元培做过教育总长，胡适做过驻美大使……
　　由此，笔者想到一则旧闻。1940年，当时的中央研究院拟成立民族研究所，总干事傅斯年多次登门，请知名语言学家李方桂挂帅。李方桂坚辞不就，被逼得没办法了，只好说：“我认为，研究人员是一等人才，当所长做官是三等人才。”傅斯年听后，长揖而退：“谢谢先生，我是三等人才。”
　　如今，象李方桂那样的人才是越发的稀少，而有着李方桂那样的见解更是难得再有。在有些人的心目中，“当所长做官”才是一等人才，才是人生的终极目标；而真正的沉下心来，做学问搞科研就沦为三等人才。在我们的校园里，许多的人苦苦攻读，如跨栏一样追逐着学位的升迁，只是为“当所长做官”做着一些准备。
　　其实，傅斯年也不是如他自嘲一样的“三等人才”，他的老师胡适曾赞誉他：“学业根基比我深，读的中国古书比我多得多。”况且，傅斯年在做官的时候，也是卓有成绩，曾经连续将两任皇亲国戚的行政院长宋子文、孔祥熙轰下了台，被人时称为“傅大炮”。由此看来，学者做官也并非一无是处。
　　只是，就如同李方桂那样的人才越发稀少一样，象傅斯年这样的人才，更如同凤毛麟角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