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徐州监狱

　　云龙山上最大的一块诗碑，就是北坡的一方巨石上，用琐大的楷体刻录的“造林兴学，富国强兵，发扬文化、保障汉京”。许是因为时间的关系，这块诗碑是云龙山上所有诗碑中，保持的最为完好的，石面平整，少有斑驳侵蚀等自然和人为的伤害，笔力健虬，每一个字都入石三分。落款的时间是民国19年（1930年），署名“戴传贤”。
　　后来，才知道这戴传贤竟然就是国民党元老、西山会议派领袖，曾出任过国民政府考试院长的戴季陶。在《毛泽东选集》第四卷《中共发言人关于命令国民党反动政府重新逮捕前日本侵华军总司令冈村宁次和逮捕国民党内战罪犯的谈话》中，戴传贤根本就是和“人民公敌”蒋介石并列的特等罪犯。
　　于是，很疑惑这戴季陶所留下的诗碑，怎么就能逃过历次的政治运动而完好如初。毕竟在“破四旧、立四信”和“文化大革命”的洪流中，许多的历史遗存和文化古迹都在革命群众和红卫兵的铁拳和棍棒下片瓦无存。而作为不共戴天的死敌，怎么就他的诗碑能在历次的运动中独善其身，没有被毁？
　　——或许，这永远的都是一个谜了。
　　最近，在《南方都市报》上读傅国涌先生的专栏“民国故事”，意外的看到了戴季陶年轻时的一段旧事。1912年，23岁的戴天仇在上海租界创办《民权报》，“日作千言，洋洋洒洒”。从4月16日起，他在报上接连发表十篇《胆大妄为之袁世凯》，19日和20日连载《袁世凯罪状》，4月26日起又连续发表六篇《讨袁世凯》。
　　而到了5月20日，戴天仇更是在《民权报》上发表了一篇只有24个字的评论《杀》。“熊希龄卖国，杀！唐绍仪愚民，杀！袁世凯专横，杀！章炳麟阿权，杀！”24个字的评论，就出现了四个“杀”字，也端得是天下奇文、杀气冲天。而激起戴天仇杀气的缘由就是戴天仇反对刚成立的民国政府向四国集团借款，熊希龄是财政总长，唐绍仪是国务总理，袁世凯是临时大总统，章太炎大概是赞成这一举措，被捎带上的。
　　两天后，上海租界便以“任意毁谤”的罪名拘捕了戴天仇。虽然他第二天就被保释，但公共租界巡捕房以“鼓吹杀人罪”提起公诉。国内媒体一片哗然、纷纷抗议，而被戴天仇在文章中点名要杀的唐绍仪，也以国务总理的名义致电上海，公开为戴天仇说话，他的理由很简单:“言论自由，为约法所保障。
　　6月13日，租界会审公廨公开作出宣判：戴天仇涉嫌“鼓吹杀人”，最后以“罚洋三十元”结案。而戴天仇一出狱，即在编辑室墙上大书:“报馆不封门，不是好报馆。主笔不入狱，不是好主笔。” 
　　——文章中的戴天仇，也就是后来的戴传贤、戴季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