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徐州监狱

　　9月3日的《环球时报》，发表了“中国教授为求生在美国当10年保姆”的署名文章，从文章中我们可以看到：如今不少华人放弃了国内不错的社会地位和收入，远赴重洋到海外从社会最底层开始谋生。在美国，就有这么一批中国的大学教授放下身架，当起了保姆。她们在美十分低调，难言之隐使她们成为隐姓埋名的一族，只有至亲好友才知道她们在国内辉煌的过去。

　　“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中国二千年来固有的思维模式，不仅折磨着那些在美国当家庭保姆的大学教授，同时还折磨着近距离观察“教授保姆”生活的媒体记者的神经。在固有思维的引导下，社会的分工就是教授只能高居于庙堂之上，教授只能对保姆呼东唤西；一旦教授的身份发生了转换，甚至于和保姆的身份划了等号，尤其是给美国的家庭做了保姆，就仿佛天塌下来一样。
　　难道中国的教授在美国就一定还是教授，就一定要在大学的讲坛上传课授业，而不能在美国的家庭当保姆吗？虽然对社会的分工、尤其是保姆的行当抱着歧视的态度，就如同某“教授保姆”说的那样：“好歹我也是个教授，怎能沦落到当保姆啊！”但就业能力的低下，以及生存的需求，使这些在中国是“高级知识分子”的大学教授，也只能被迫地“沦落到当保姆”的地步，以至于含辛茹苦当了10年保姆。
　　一味地指责中国教授在美国当保姆，总无济于事，关键的是这些高级知识分子是否有在美国高校当教授的水平。如此，不能不让人质疑这些“高级知识分子”的真才实学，她们的高级职称又是如何评上去的。是金子总要闪光，假如真的是到了美国，为了新的工作而不得己的一种过渡，到还罢了，毕竟初到一个地方，总要从最基层的工作干起。但东家换了一个又一个，甚至于“乐此不疲”的能连着干10年的保姆工作，就间接的说明了这些“高级知识分子”的真正水平。
　　享誉世界的著名音乐家谭盾初到美国的时候，也是沦落到纽约的街头靠拉琴卖艺为生，其物质的享受应该比“教授保姆”为低。但谭盾正是靠着他的才华和进取精神，才在星光如云的艺术领域出类拔萃，在西方人占统治地位的音乐殿堂奏响了中国乐章。相比于谭盾的成功和中国教授在美国当保姆，仅仅就个人能力而言，社会的分工是有着一定合理的地方的。